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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旅游资讯 更新时间2018-3-8 9:19:002342人已关注

敦煌藏经洞，可谓是世界“显学”敦煌学的热门与焦点。而于藏经洞，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又是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古代敦煌人在当时把这些东西封存于一所小窟内，是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这是我们面对藏经洞所不得不发问、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自藏经洞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进行过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力图解决这一历史悬案，大海捞针，作过不同的解释与回答，一步步向真理与事实的殿堂接近。总括起来主要有“避难说”——分别为避西夏人和避喀喇汗王朝、“弃废说”、“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法物说”、“排蕃思想说”等观点。但是一百年过去了，藏经洞封闭原因扑朔迷离，仍是个谜。虽然在学术界对有些观点反响较大，但是要说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从目前来讲应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必要。笔者此文，欲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就此问题阐述一下自己多年的思考，算作对这一学术公案之不自量力之窥视，以求教于方家。

　　传统的意见和研究者均认为，要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代，首先必须考察一下藏经洞最外层即莫高窟第16窟甬道表层壁画的重修时间，因为这一层壁画就是为了掩盖藏经洞而重修，重修时间应即为藏经洞封闭的直接时间，是弄清藏经洞封闭时间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证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是揭开藏经洞封闭时间最关键的一步。

　　莫高窟第16窟现存表层壁画的基本内容是，甬道南北二壁供养菩萨各一排，上层画说法图各一排。主室千佛变，四壁全为千佛。东壁门上画有一大莲花，是同时期洞窟壁画中常见此位置表示千佛变中“末法度人”情节的缩略简图。在莫高窟与16窟题材和表现形式完全一样的大致同时代洞窟另有如第94、152、233、29、256等窟。对于这些以千佛为主要题材的洞窟壁画，梁尉英先生有研究，先生对现存于敦煌石窟归义军、回鹘、西夏时期洞窟壁画中部分表现较为特殊的千佛画，即包括第16窟在内那些一般位于甬道顶或在主室东壁门上画有海水、宝瓶、大莲花，或画诸佛、千佛、密迹金刚，或绘帝王、王妃、王子、比丘尼、比丘等者，认为是依据《密迹金刚力士经》和《大悲经·礼拜品》二经的内容，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表现“贤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记和今世(贤劫)果位兴世”，代表洞窟有莫高窟第16、94、256、152、233、29等窟，是为《贤劫千佛变相》。同时先生也对以莫高窟第9、121等窟为代表的千佛经变画进行了专门讨论，表明大量晚期洞窟壁画中的千佛画也是为如同前述各窟千佛经变画的事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归义军及其后此类《贤劫千佛变相》的讨论，主要是限在讨论千佛画外其他多画于甬道顶或东壁门上的包括画有海水、宝瓶、大莲花，或画诸佛、千佛、密迹金刚，或绘帝王、王妃、王子、比丘尼、比丘等内容的部分，也就是主要考察了“贤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记和今世(贤劫)果位兴世”的情节与内容，作出让人极为信服之解释，使多年来敦煌石窟这一疑问得以冰释、这的确是从根本上解决此类洞窟壁画千佛画的唯一途径，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最终以《密迹金刚力士经》和《大悲经·礼拜品》二经的内容使这一问题真相大白，给我们研究石窟内容以极大的启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千佛变有深刻的佛经依据与佛教思想性充满其中，强烈地反映着这一时期千佛信仰所主导的末法思想的流传。换言之，敦煌晚唐五代宋和回鹘、西夏时期末法思潮在当地流传开来，具体表现在这些洞窟壁画千佛变中。

　　在佛教发展历史上，流行将佛教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据《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记，“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具教、行、证三名为正法;但有教行，名为像法;有教无余，名为末法。”一般认为佛教的发展在经过正法、像法二个阶段后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灭绝，此时佛、法、僧三宝将灭，众生不求佛法，僧尼亦不种善根。对于中国佛教末法思潮的研究，学者们多注意到是北朝和隋唐时期，集中在三武灭佛后的末法思潮的兴起和对佛教影响的讨论。对于敦煌佛教而言，第一次末法思想出现在北凉时期，殷光明先生对北凉石塔及其反映的北凉佛教有深入的研究，看到北凉一代佛教末法思想在当时的普遍流传。十六国北凉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末法思潮的初次展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北凉的高僧大德，为挽救佛教的法灭积极行动起来，其中以译经为主要方式方法之一。高僧们翻译了大量的表现末法时代“护世护法”、使“正法”流通的佛经，其中昙无谶为代表人物，而其所译《金光明经》等经正是在此背景和要求下的产物。末法对北凉佛教影响极大，表现在除译经之外的各方面，敦煌石窟始兴和北凉石塔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佛教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北凉末法是受当时的译经高僧昙无谶、道朗等所倡末法之说，并提出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论断，此说由生于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南朝南岳慧思大禅师进行了详细阐释，推导的结果是北魏延和三年，即北凉缘和三年(公元434年)进入末法之世。敦煌第一次北凉末法之后，隋代以莫高窟296、302二窟《福田经变》所代表的三阶教是对“末法住世”最强烈的反映。以后的末法思想鲜有人论，梁尉英先生所论晚唐五代宋和回鹘、西夏时期如16等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末法思想，只是作为此类独特千佛变出现原因之一，而对这一时期的末法思想本身并没有详细说明。那么敦煌的佛教在北凉末法之后是否存在过其他时期的末法思潮，对敦煌的影响如何，这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历史问题。

　　慧思所持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之说，到了隋代，又有对佛教正、像、末三世时间的不同解释，僧吉藏(公元549—623年)所著《法华玄论》可为代表:“释迦佛法住世凡得几年?答: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同时代稍后，法琳(公元572—640年)著《破邪论》卷一记“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扈多对曰:西方有圣人灭度，衰相现耳!穆王大悦曰:朕常惧于彼，今将灭度，朕何忧也。当此之时，佛入涅也”。又记“依经律云，释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周穆王五十二年即公元前949年，后有像法一千年，由是推知公元1052年末法来临。

　　1052年敦煌的历史为西夏统治时期，1052年“末法住世”，那么佛教界对末法住世的反映、准备、忧虑一定是早于此时而表现出来，梁尉英先生所论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回答了末法即将来临对敦煌石窟艺术之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每一次末法思潮的出现，总是或多或少伴随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佛教所谓的“恶世”，代表就是三武灭法之后的末法显现。敦煌归义军的历史，早在曹元忠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之后就已出现了“回鹘化”，沙州回鹘作为当地一支强大的势力崛起于敦煌，形成了对曹氏归义军极大的威胁，并伴随曹元忠的去世，归义军政权逐渐控制在回鹘人手中。以至于到了归义军晚期的曹宗寿、曹贤顺时期完全成了回鹘人的傀儡，沙州回鹘成了敦煌的主导力量。此时敦煌又面临着甘州回鹘的不断侵袭，二地交恶不断;同时西夏人西进的消息不断传来。在此情形下占据着敦煌佛教核心的传统世家大族集团，无疑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对敦煌现实和前途无望的忧虑最终变成了对佛教理想世界的担忧，于是末法思想的产生便顺理成章，这一点集中反映在莫高窟归义军晚期和回鹘洞窟营建的大大衰落，以及一些表现末法度人思想题材如千佛变的大量表现，还有洞窟中供养人画像的消失等诸多方面。但是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末法思潮对敦煌佛教的影响仍需更多资料的发现。遗憾的是在最有说服力的佛教史料和藏经洞资料中均没有发现有关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意外地发现当时末法思潮在与敦煌有密切关系的辽朝有特别的反映。1052年末法到来说与藏经洞封闭的关系，梅林先生有过提及，但未见详论。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1052年“末法住世”说在辽朝的具体表现，以及对敦煌是如何或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影响的。

　　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在辽一度十分发达。佛教在辽朝最发达的教宗是华严宗，其次为密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等。辽兴宗(公元1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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